桃花园里出美酒
受影视作品的影响,许多人对湘西的印象就是:“那个地方出土匪”。带着这种偏见,20多年前我胆颤心惊地进入湘西,以为会被打劫,却不想个个和颜悦色,处处青山绿水。夜宿苗寨,一行人在劝酒歌中喝醉。第二天,我被鸟声唤醒,发现村庄坐落在一条溪边。溪岸桃花片片,簇簇,点染了黛色村庄。溪水清澈见底,绕山而去。早起的苗妹穿过桃林来到溪畔洗菜。她们身上的挂饰铃铃作响。一刹那,我觉得这地方好熟悉,是不是来过?等酒彻底散去,才明白自己穿越了1500多年,误把此地当作陶源渊笔下的“桃花园”。后来在地图上一查,果然,我夜宿的苗寨离传说中的武陵只不过几十里地。
其实,湘西就是一座放大的“桃花园”。它的天是蓝色的,白云飘在河水里。它的空气是干净的,每一口都可以吃下去。凤凰、芙蓉镇、张家界等著名风景区就坐落在这里。沅江、澧水、猛洞河等大大小小河溪,把这里的山川滋养得秀美可人。随着工业的侵入和旅游的过度开发,像湘西这种原生态的地方已经越来越少。或者,要保留这种原生态就必须同时付出落后与封闭的代价。凡是成片的好山好水都在险远之地,而险远之地除了民间文化,很难与流行的诗书画勾连,但湘西却是个例外。
这里出了一个大作家沈从文。他在《边城》里塑造的那个翠翠,简直就是湘西的比喻。她略带羞涩,干净健康,美丽痴情,对爱有憧憬,对远方充满想象。她那可怜的身世和淡淡的孤独,让天下的男人们心痛不已。然而,沈从文写出来的何止一个翠翠,他还写出了善良、民俗和风景。因为他的文字,这里成为“美丽”的代名词;更因为他的文字,强化了人们对“世外桃园”的认同。他用一支笔就把整个湘西带了出去,同时,还用自己的成就证明湘西是何等地有文化。
然而,早在沈从文之前,甚至陶渊明之前,这块地域就曾经给屈原提供过灵感。他在澧水、沅水和溆浦留下过诸多绝唱,他把当时的疑难感慨写入《离骚》与《九歌》。沈从文在《湘西》的“题记”里说:“战国时被放逐的楚国诗人屈原,驾舟溯流而上,许多地方还约略可以推测得出。便是这个伟大诗人用作题材的山精洞灵,篇章中常借喻的臭草香花,也俨然随处可以发现。尤其是与《楚辞》不可分的酬神宗教仪式,据个人私意,如用凤凰县苗巫主持的大傩酬神仪式作根据,加以研究比较,必尚有好些事可以由今会古。”也就是说,屈原的精神应该是湘西文化的一个部分。虽然我们或多或少都有屈夫子那样的忧国忧民情怀,但湘人尤甚,而湘西人更甚。不信你结交几个湘西朋友试试,他们仗义执言,大碗喝酒,从不阿谀奉承。在人人诺诺的环境里,这点残存的“匪气”实在是难能可贵。
沈从文之后,又有一位湘西人在不断地传播湘西文化。此人是沈从文的表侄黄永玉。黄永玉是一位画家、作家,他在文章里回忆:“有关传统艺术系统知识和欣赏知识,大部分是他(指沈从文)给我的。那一段时间,他用了许多精力在研究传统艺术,因此我也沾了不少的光,他为我打开了历史的窗子,使我有机会沐浴着祖国伟大传统艺术的光辉。在1946年还是1947年,他有过一篇长文章谈我的父母和我的行状,与其说是我的有趣的家世,不如说是我们乡土知识分子在大的历史变革中的写照,表面上,这文章犹如山峦上抑扬的牧笛与江流上浮游的船歌相呼应的小协奏。实质上,这文章道尽了旧时代小知识分子、小山城相互依存的哀哀欲绝的悲惨命运。我在傍晚的大上海的马路上买到了这张报纸,就着街灯,一遍又一遍地读着,眼泪湿了报纸,热闹的街肆中没有任何过路的人打扰我,谁也不知道这哭着的孩子正读着他自己的故事。”黄永玉承认,他的文脉里有沈从文的血。
多少年之后,黄永玉出了名。他的艺术作品就像沈从文的文字那样被观者分享。无论作家抑或画家,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创作出能与人分享之作。而在这个世界上,虽然美景美文美食皆可分享,但人与人最愿意分享的却是美酒。黄永玉先生在作画之余,是不是喜欢喝上几杯?否则他怎么会给当时湘泉酒厂的一款新酒取名“酒鬼”。这个名字颇有几分湘西人的调皮,一语道破人与酒的关系,在调侃中肯定了醉者的可爱。难怪诗人李白会在《将进酒》里感叹:“古来圣贤皆寂寞,惟有饮者留其名。”难怪湘籍台湾诗人洛夫会咏出这样的诗句:“酒鬼饮湘泉,一醉三千年。醒后再举杯,酒鬼变酒仙。”难怪湘西歌手宋祖英会唱出:“阿公的酒碗有多香,只有追花的蜜蜂知道……”